▲红姐的独立动画《疯狂的出租车司机》获得weta新人奖，她和海报的合影。
试图讲述红姐的故事是不容易的。“六年不租房，睡在公司里”，这些神奇的经历早就让她在网上拥有了一大票追随者与崇拜者。我也是其中之一。
她叫丁红，英文名字Mantis，很多人喜欢叫她红姐，一个很亲切又具有指引意味的称呼。她也确实带给很多很多人以勇气、快乐和力量，不单单是因为她说了什么，更因为她做了什么。除了六年不租房，睡在公司里的生活方式，还有她为了一生所爱死磕到底的热血和拼命，那是我更想讲述的部分。
年，红姐出生在贵州黔南州的一个小山村里，是家中老大。因为父亲无意中给的一截粉笔，她从此迷上了画画。拿到粉笔的当天，她就画满了家里和村子里所有的墙壁，并一发不可收拾，上课画，下课也画。过程并不顺利，担忧她生存和前途的父母以同样硬核的方式反对她画画，但没能阻挡更硬核的红姐。她最后考入了中国四大美院之一的四川美院。
毕业后的红姐，在上海的动画、游戏公司做美术师，职业历程也像传奇，结局都一样：能力超强，无论在哪里都是被倚重的对象。但她却在商业画手的路上感到迷失，有了抑郁倾向，最后又因失恋而陷入重度抑郁，差一点死掉，后来辞职去欧洲背包旅行的路上一点点找回自己。重返职场后，也开启了她六年不租房、睡在公司里的传奇经历。
年，在所有人的反对声中，红姐在35岁“高龄”去了新西兰留学，一年后做出了独立动画《疯狂的出租车司机》，拿到了新西兰顶级动画公司WETA的新人奖（就是那个做出了《霍比特人》、《权利的游戏》、《魔戒》三部曲、《金刚》、《阿凡达》等影片视效的公司）。
从哪里说起呢？不如就从一个人为了追求所爱所要经历的磨难和抗争开始吧。
01.
新西兰是一个风景优美、像世外桃源的国家。但红姐是到新西兰半年后，才知道这个国家青少年自杀率是欧美国家中最高的。因为抑郁。“抑郁症真的会搞死人的。”曾经走过如此黑暗风暴的红姐对此再清楚不过了。
在一个经济发达、福利与保障齐全的地方，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人抑郁呢？所有不了解的人都会感到震惊。
红姐研究了很久，看资料，接触自杀过的人、在自杀边缘徘徊的人之后，才有点明白了。“这个地方太静了，风平浪静，什么东西都给你处理好了，你啥都不用费劲，啥也不用愁。”她说，“没有什么事情要去解决，想懒就懒，想工作就工作，没工作就跟政府申请失业金，也够你活的，就会失去人生奋斗目标。”
“我也能理解抑郁症自杀的那波人，他们还是要有更多的人生经历，看到更大的世界，让他的人生运转起来，有那种生命之风一直在搅动才行。”走过了四大洲、人生就像过山车一样的红姐说，她最后得出的结论是：“最好前半生挣扎，后半生来新西兰生活，你就知道活在这里有多美好。”
▲在新西兰的海边。
生在贵州山区的红姐，从小就喜欢爬山上树，下河摸鱼。那里是风景秀美的地方，却也是不发达的山区。红姐不是没有吃过苦，小时候住的房子，“外面下大雨，里面就要翻出锅碗瓢盆接雨”。
她最爱的绘画，也招来了父母的反对。在红姐妹妹的印象里，从小就是看着父母打姐姐长大的。但红姐自己从来不愿意讲述，和父母的激烈冲突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形。她不愿意让人误会父母对她不好，她一直都知道，父母是爱她的。
“他们生在那么一个诡异的时代，又没有读过书，你让他们支持你画画、搞动漫，怎么可能嘛。”她说，他们害怕她以后活得不好。但后来红姐闯出来了，去了上海工作，进入上市公司当美术师，把他们接来上海玩时，他们才明白，自己错了。“不管之前他和我干架干得有多惨烈，但当他知道是他目光短浅了，他会跟子女认错。”
红姐从来没有恨过父母，反而感激他们教给她的生存法则。小学，每天给一次早餐钱；初中，每周给一次；高中，一个月给一次生活费；大学，一次给一年的钱。怎么用父亲不管，但用完了就别想再找他要。不管遇到什么困难，“他都可以淡定地袖手旁观”。
“你如果不懂如何管理金钱，月初花光了，之后没钱被逼到绝路上去求他，他会让你受尽屈辱才给你，有时候受尽屈辱也不一定给。”红姐说，“只有断了你的念想，你才会真正知道没钱的下场和恐惧。这种管理财务的教育必须非常有原则，必须从小开始。小孩子要是知道有人兜底，肯定无止境地耍赖啊。”
结局是：红姐从小学就懂得理财，那时能存下几百块；大学时一年块的生活费，她能存下。拿回去还给父亲，他大手一挥：“当你去上海闯荡的路费，去吧。”
“太上皇就像训练战士一样训练我们，从来不把我们当女孩养。这年头，难道女孩出去，就指望别人让着你啊。”她说，“他想把我们培养成以后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不让他担心的娃。”
▲在美国旅行时，红姐睡在大街上。
多年后红姐说起自己，总会感叹她有两大幸运之处。一是从小就知道自己喜欢画画，是那种不画会死的爱。另一种，就是一路过来得到了很多人的爱，这让她活得非常自信、洒脱，说起话来总是哈哈大笑，极具感染力，无论在哪都有一大帮发自内心喜欢她的朋友。
长大后的她，不是没见过不被父母爱的孩子，“太多了。小孩长大后会对这个世界的一切都抱有怀疑，极其没有安全感。他不相信自己可以被别人爱，去爱别人的时候想要的也是被爱，但骨子里是极其不自信的。亲生父母都不爱你，你还指望谁爱你。”她叹息。
▲红姐和国内朋友们，她称朋友们为“牛鬼神蛇”，都是特立独行的人们。
02.
红姐人生中第二个槛，是在上海工作六年后的一次精神危机。根源仍然是画画。
那时的她是一名商业画师，承接来自公司和市场的需求。别人要什么，她就画什么。对方不满意，她就一次次改。时间长了，她发现一个可怕的现实：当别人没有要求时，她什么都画不出来了。意识到这一点，红姐近乎崩溃。
人若在工作和生活中不满意，总是会寻求别的寄托，比如感情。那时的红姐，便将所有的期待和需求，转移到了恋情之中。慢慢地，这给了对方以难以承受的重负和窒息，崩盘几乎是必然发生的事。六年感情，走到了尽头。恍惚之间，她都不知道最后是自己为了保持尊严主动搬出来的，还是被对方赶出来的。又或者介于两者之间。
那又是一个毁灭性打击。夜夜失眠，总想着死，时刻提防自己不能喝酒，“连睡觉都要小心别半睡半醒间放松了警惕模模糊糊去跳楼了”。直到最后，她决定列一张死前清单，完成最后想做的事，就去死。
事后看来，那是一个重度抑郁患者的一次自救，她成功了。只要还能够行动起来，还能走出房门，和这个世界接触，新鲜的空气就吹进了生命里，她又能呼吸了。
首先是去意大利和巴黎，去博物馆看画，去王尔德的墓碑上留下一个吻。对于一个画画的人来说，亲眼看到大师亲笔画，是令人震憾的冲击。在那些画前，红姐沉睡麻木已久的灵魂和躯体，似乎重新活了过来。而在她挚爱的“妖孽”王尔德的墓前，她再次确认一件事：当你以为自己疯了、不正常，只是因为没有站在该站的地方，没有走在你该走的路上，去触碰你的同类，而你的同类里永远都有让你望其项背的高人。
▲在巴黎王尔德墓，红姐留下了自己的唇印。
最后抚平红姐伤痕的，是她最爱的奶奶去世。很难一句话说清楚，最亲的人死亡带来的冲击。老人的一切都被烧掉，“一会儿时间，就把这个人存在过的痕迹全部抹杀了”，生前她所珍藏的宝贝，“一瞬间全都成了没主的废物”。
两天后，红姐就把老家自己的东西全部整理出来，送人的送人，烧掉的烧掉。她不希望有天她死了，别人拿着这些东西在考虑该不该烧，“拿给不知道它们价值的人来审判，不如我自己来。”
在烧掉的过程中，她清晰地感觉到，整个人的意识在发生质的转变，生命、世界、时间变得通透起来，“生与死的概念在灵魂意识里平起平坐”，从此专注于生命本身而非身外之物。
那以后的故事在江湖上广为流传。红姐去了北京的公司工作，六年不租房，睡在公司里，随身的行李只有一个15kg的背包。背包里的东西有：四五件衣服，电脑，房产证，银行卡，护肤品，拖鞋，大学毕业证，公司合同。
对此，我一直有一大疑问，问她：“红姐，你是睡了很久公司会议室桌子吗？有床垫枕头被子吗？桌子会不会太硬了？”
红姐说：“羽绒服和披肩就好了，借了条毯子，有中央空调，又不冷。后来公司还买过一堆加班床，互联网公司，加班和地铺文化很常见。只是，可能只有我一个人没有租房子。”
我的表情已然裂开。红姐，你不是一般人！
03.
红姐人生的第三个转折点，发生在35岁那年。那时的她，越来越感觉到国内职场氛围的诡异。过往的工作经验似乎不再成为判定薪水的标准，经验和能力没有她好的的人反而拿着比她更高的报酬，只因为年龄比她小。
“在北上广，35岁就过淘汰线了，你的价值在往下走。如果你没有自己的公司和事业，只想找份工作，那是不太容易的。”红姐说，“女生会更麻烦一点，他们要考虑你是不是来碰瓷的，进了公司就结婚生子，产假一休就辞职。”
一心只想画画的红姐，从来没想过做管理层。曾经到手的职位，都被她拒了。但如今扎实的技能却不能换来一份匹配的收入，她无法接受。改变不了游戏规则，那就离开，“换个地方玩”。
选新西兰，是因为这是对环境保护有执念的国家。对他们来说，环境保护大过天，所以生态很好。气候环境又和贵州很像，冬无严寒，夏无酷暑。“我一直都觉得我挺娇贵的，夏天不能太热，冬天不能太冷。咦，这个地方还不错，刚好动画还很发达，可以和好莱坞抗衡。我死磕一下也能磕得过去，那就它了。”红姐说，她说干就干，考雅思，申请学校，从留学开始。
▲注重环保的新西兰原生态。
在新西兰的四年半，红姐的生活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：如鱼得水。无论是在学校，还是工作，抑或生活，新西兰的一切都像是为她量身打造的。
在这里，国内带来束缚的年龄歧视没有了。尤其是女性，“50岁的女生在这里都是年轻的”，三四十岁的女性若说出什么“我这个年龄还在东奔西走、没有结婚生子”的话，只会被其他人当作炫耀。社会宽容是一方面，最大的原因却是老龄化。
“这里大部分都是老人家，年轻面孔少。”红姐说，“我建议所有中国女生，哪里老龄化往哪里跑，因为年龄这个东西对女生的压力是比男生大的。”
而在工作上，人们也为她打开了一扇又一扇门，搬开所有的障碍，只因为看到她做事专注的劲头，希望她能达成自己的梦想。
▲红姐获得Weta新人奖后被邀参观weta，她说模型极其逼真，皮肤的手感都让人毛骨悚然。
在学校的时候，她开始制作自己的第一部独立动画《疯狂的出租车司机》，每天都在设备顶尖的实验室一个人操纵20多台电脑，不到下班时间保安一遍遍来催不离开。到最后，保安很生气，打了一个报告给学校，控诉她的行为影响了他正常下班。结果没多久，学校下达了一项新的规定：实验室24小时开放。
红姐都傻眼了，她没想到学校还可以是这样的操作。从那以后，她又重复了在国内公司的行为：在实验室打起了地铺。
她制作的3D动画片，有时需要占用20多台机器，影响到其他同学使用，她得一次次道歉。到后来，人们看着她做出的效果越来越牛，都愿意为她出一点力。她的动画片英语配音，就是随机抓了班上的同学帮忙做的。
如今，在这间90%都是毛利人的动画公司Mauistudios工作后，红姐时常都要提醒自己：不要乐极生悲。因为一切都太好了，好到她开始怀疑前面会不会突然出现一个坑。
公司里全是男生，他们对唯一的女性红姐很好，总是想办法让她开心。有时下午两点，同事突然对她说：你不是喜欢企鹅吗？走，我们去看企鹅。于是上班时间，他们当着老板的面就去了基督城的南极中心看企鹅。
有时上午9点半，老板突然出现在红姐背后，问：今天的潮汐时间是几点？红姐一查：十点半。老板又是一声吼：走，不上班了，我们去赶海。于是呼啦啦一帮人就去了海边，捡海虹、鲍鱼，然后去红姐家里煮了一大锅，端到公司里大家一起吃。
▲在海边捡回的海虹，也是红姐的日常大餐。
有一次老板找员工谈话，谈谈对公司的想法和要求。红姐一听就很紧张，以为像国内的人力资源谈话，怕自己说错了话会得罪人。老板刚说完，她下意识身体一僵。老板也一愣，赶紧说：“没关系没关系，你不想说也没关系，没有目标没有理想也没关系，很多人也是过一天算一天的。”
红姐也一愣，问：“你的意思是不用讲奉承公司的话也可以？我就实话实说是吧？”
老板说：“你实话实说，公司就想知道你们有什么要求，还有什么能帮到你们，让你们更高兴一点。”
这下红姐开心了，噼里啪啦地说开了：“我之所以来新西兰，呆在这个公司，是因为这个公司的工作时间实在太短了，一个星期才上35个小时的班，每天七个小时，我有很多自由时间可以支配，画自己想画的东西。”
“我没去大公司，没去惠灵顿，就是这个原因，可以画自己想画的漫画、动画。”她说，“我对公司有一个要求，就是下班后能不能用公司的设备做我自己的动画片？”
老板立刻说：“没有问题。”当天晚上，他就塞了一把钥匙给红姐，说：“这是楼上最好那间动画工作室的钥匙，给你了。”
尽管已经熟悉新西兰和毛利人的作风，但红姐也不得不再次目瞪口呆，原来这样也可以……
▲红姐叫了对她制作动画帮助很大的朋友凌娃，体验Weta动作捕捉工作室。
今年疫情期间，老板还按约定给她加了薪，这又出乎了她的意料。没裁员就不错了，竟然还加薪！本来她去年就存够了钱，准备退休，全心做自己的作品。但公司想方设法对她好、让她开心，既让她不忍离开，又觉得一切实在太舒服、太开心了。
如今的红姐，有热爱的画画和动漫事业，生活中也过着极简主义生活。新西兰遍地可摘的野菜、蘑菇、水果、海虹鲍鱼等海鲜产品，让整个大自然都成了她的食物来源，她可以免费得到很多食物。日常的衣物、锅碗飘盆等杂货，也全部来自二手店，而且大多是二手店的免费区。有时也会花钱买一点点东西，比如3纽币（约合人民币14元左右）一件的二手男式羽绒服，红姐买来穿了两年。还有搞坏了房东的一个台灯，花3纽币去二手店买了一盏。
她的全部家当还是只有一个箱子，比在国内时的15kg背包重了一些。因为多了一床被子（也是临出国前朋友淘汰不用的，送给了她），还有几件衣服。这就是身为“freegans”的红姐践行了多年的生活理念。
▲新西兰的公园里到处是果树，还有野生核桃，谁都可以采摘，听红姐说都很好吃。
▲各种野生果子，吃都吃不完，红姐便会酿成酒。
我也问了红姐一个私人问题：“你会结婚生子吗？”
“不一定啊，看机缘。跟谁在一起到那个点，那就结呗，生呗。”她说，“结婚倒无所谓，孩子倒是可以生一个来玩。如果我退休了，就在家里做自己的作品，带个小孩在新西兰也不是特别难的事，政府还有机构帮你带几个小时。”
“那你会担心年龄增长有生育风险吗？在国内这是人们用来催促女生结婚生子的重要理由。”我说。
“生不出来就不生了呗，领养一个也行啊，反正那么多孩子没有妈。我一路都是蹭过来的，要不然蹭个小孩也行啊，一蹭到底。”她说。
这就是超级酷的红姐，酷到全世界都为她让路！
▲如今去公园摘果子是红姐的日常，这些果子也是她的食物来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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